伟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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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一次外事会见

青年参考 作者：蒋本良

　　今年３月５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日。作为主管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总理从建国到逝世那一天，会见各国来宾的次数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六千余次之多。在《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系列之《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一书中，曾长期为第一代中央领导担任罗马尼亚语翻译的蒋本良同志，追忆了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前后经过。——编者

　　１．总理病中破例同意会见

　　自１９６１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后，我逐步担任了中央领导的主要罗文翻译。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外交的掌舵人周总理，对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罗马尼亚、对发展中罗关系赋予了特殊的关注，并亲自做了大量工作。我也因此经常有机会随同周总理工作，亲身体察他的高尚风范。在陪同总理会见的无数外宾中，他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会见，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是１９７５年８月２８日，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得到通告：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将率党政代表团赴越南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希望能够顺访中国，以同我互通情况。李大使当即发电报告了中联部。中联部考虑到维尔德茨在罗党内地位较高，又从未来过中国，遂在９月１日请示中央，建议同意维尔德茨访华。

　　请求获批后，中联部很快为罗方代表团制定了访问日程。计划抵京当天晚上，首先由纪登奎副总理宴请欢迎，两次会谈也都由纪登奎主持。参观游览项目定为故宫博物馆、北京针织总厂和颐和园。至于我方的领导人，“拟请邓小平同志会见”。最后在９月８日晚，送客人乘法航班机离京回国。

　　９月５日下午５时，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方代表团乘ＣＡ９０２航班自河内抵京。纪登奎副总理、中联部部长耿飚等前往机场迎接。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和人民的问候，并要传达一个口信。当时，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病势危笃，很难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从来奋不顾身的周总理，仍要为发展中罗关系作最后的努力，履行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最终，他还是打破规定答应了客人的请求，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根据新情况，中联部立即拟定了新的方案，将会见时间预定为９月７日晚７时３０分。罗方参加人员为代表团成员及驻华大使共四人；中方为纪登奎等六位领导，我也作为现场翻译随同。

　　２．“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当天上午，我正陪罗马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突然传来消息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要求，决定提前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比兴奋。总理住院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去探望，所以听到这个消息，自己的心情同样非常激动。

　　９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和煦的阳光格外令人心情舒畅。下午１点整，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等人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了紧靠中南海的３０５医院。当我们走进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我记得，总理以前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以示礼貌。此刻，重病中的他，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病魔的摧残早已夺走了周总理健康的体魄，看着他那憔悴瘦削的身影，深陷的脸颊和艰难的步履，大家心里都觉得异常难过。我注意到，周总理身上穿的虽然仍是原来的那件中山装，可是却显得空荡荡的，更衬托出里面瘦弱不堪的身躯。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作长时间会谈，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并简单交谈两句。没想到，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会客室，并作了重要谈话。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之间还有十几米的距离，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一下，但周总理拒绝了；只见他迈着艰难而坚毅的步伐，一步一步慢慢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在我的印象中，周总理自从病重以后，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客人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较高的沙发椅。可这次他坐的却是和外宾一样的单人沙发。周总理走到沙发边时，首先举手请维尔德茨落座，然后自己缓慢地坐了下来。我注意到，他把右手握拳顶在沙发座上，左胳膊肘撑在沙发扶手上，似乎在努力减轻着微微前倾的身体重量。虽然身体已很衰弱，但他的面容像往常般慈祥和蔼，声音还是那样刚劲有力。目光炯炯，浓眉似剑，亲切而又严峻的神情仿佛在抒发着气吞山河的胸襟。

　　看到大家坐定后，接待组组长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请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周总理也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讲，我听。”

　　维尔德茨首先转达了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向毛主席、周总理的问候与祝愿。周总理表示了感谢，然后逐一点名，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同志的问候。总理还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当时同样身染沉疴的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的健康情况。当维尔德茨回答说波德纳拉希也不大好时，周总理又一次要维尔德茨回去后代他问好。

　　接着，维尔德茨询问了周总理的健康情况。此刻的周总理，再一次展示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死问题的达观与坦然，他泰然而诙谐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稍微停顿了一下，周总理又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就在１０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已故领导人）的葬礼，大衣也没穿就步行走了一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连几分钟也走不了了！”是啊，记得当年，有多少罗马尼亚朋友提起周总理在寒冷的三月天步行的情景，无不称赞他真是钢筋铁骨的身子；可如今，总理的健康竟然到了如此虚弱的地步！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回想当年健步如飞的周总理，再看看现在他饱受病魔摧残的面容，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会客室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伤感起来。

　　仿佛为了冲淡过于凝重的气氛，周总理又深情地回忆起了以前访问罗马尼亚时的美好印象：“我再也不能亲自前往美丽的布加勒斯特了；但是还可以从电影上、从照片上、从图画上看到她！”虽然仅有寥寥数语，我一边翻译，眼泪却禁不住夺眶而出……

　　３．对邓小平寄予厚望

　　二十分钟眼看就要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用心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对方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回答：“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马上给他解除顾虑：“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这样，双方又谈起了更加重要、更有实质意义的话题。周总理说：“请你相信，中国对罗马尼亚的友谊不会改变。中国人民永远站在罗马尼亚人民一边，支持罗马尼亚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主权的正义事业所进行的斗争。不过中罗毕竟相距太远，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欧洲的事情不能由美苏两个大国主宰，中小国家的安全不能指望超级大国，只能靠这些国家自己团结起来，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才能取得和维护民族独立。”

　　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周总理接下去罕见地谈到了接班人问题。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病魔缠身的他，无疑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周总理却刻意称其为“第一副总理”，这其中确实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许多年后，在周恩来诞辰１００周年前夕，担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主席的维尔德茨回忆起这次谈话时，感慨地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的意思。”他钦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父，也是罗中友好关系的缔造者之一。他说，在自己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最敬仰“像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就这样，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竟然延续了一个钟头零二十分钟。周总理热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这位矿工出身、自诩“嘴不饶人”、作风泼辣的罗马尼亚领导人，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无比激动而又十分痛惜地喃喃自语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啊……周恩来同志永远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朋友！”

　　和往常一样，周总理在这次会见中也没有忘记对翻译工作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会见结束时，外宾已经陆续离去，周总理看见走在最后的我仍然频频回顾，便又一次带着微笑伸出手来。我赶紧跑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瘦弱的手——这是总理赋予一个普通翻译工作者的最大荣誉。可又有谁能料到，这次握手竟是我同周总理的永诀，仅仅四个多月后，周总理因病与世长辞，一代伟人，就这样匆匆地离我们而去。

　　（节选自《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之《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