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放牛娃到将军的传奇人生

来源:军事参考

　　将军档案

　　李德生，1916生，91岁，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上将军衔。河南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人。

　　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李德生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交通队员、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129师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和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任旅长、师长。带领部队鏖战中原，跃进大别山，进军大西南。抗美援朝时，李德生先后任志愿军35师师长和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及上甘岭战役。

　　1969年，经周恩来总理推荐，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批准，李德生调到北京，参与政治局、国务院、军委的工作，同时兼管安徽省的党政军工作。1973年，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1973年底，李德生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85年11月，李德生到新建立的国防大学担任政委及党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离休。

　　拜访将军

　　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少将、上将；从目不识丁的文盲，到党中央副主席。

　　——这就是李德生将军的传奇经历。

　　如今，将军已是91岁高龄，为保障他的健康，最近，医护人员已经建议不让他会客了。另外，年仅11岁就参加八路军、和将军相濡以沫60多年的老伴曹云莲，也在6月28日逝世了。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们更加不便打扰将军。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联系上了将军的长子李和平。7月26日晚，我们和李和平如约见面，在三个小时的长谈中，李和平向我们深情地讲述了“我的父亲李德生”。

　　勤劳朴素在自家小院种红薯

　　李和平，李德生将军长子，今年五十多岁，在父亲创立的全国性团体——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任秘书长，该会的宗旨是“联络海内外爱国人士、爱国团体，宣扬爱国精神，组织爱国工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沉默良久，李和平缓缓说道，“无论职务如何变化，父亲一直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把自己当做普通一兵，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勤劳朴素。”

　　“穿的方面，除了军装和接待外宾穿的礼服外，爸爸没几件像样的好衣服。内衣总是缝缝补补，裤头破了，公务人员扔了，又被他勒令捡回来，洗洗补补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做抹布。”李和平陷入深情的回忆中，声音缓慢而低沉。

　　“父亲从不准搞特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父亲已经是军长了，我们兄妹多，家里定量供应粮食不够吃，部队额外补助的粮食，父亲从来不要。有次，管理处送了两袋大米来(军首长每家都一样)，他知道后，硬是让公务人员送回去。家里粮食实在不够吃，就到农村买红薯、南瓜甚至豆饼充饥。父亲吃豆饼落下了腹泻的病根，直到晚年还有腹泻的毛病。父亲还在自家的小院里种南瓜、红薯，以补助粮食的不足。”

　　对父亲的“不准搞特权”，有件事让李和平记忆深刻：“1971年，父亲已在中央工作，在党、政、军均担任要职，有几辆专车。那年除夕，我从安徽军营回北京休假，一出火车站，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车站只有妹妹来接我，我问：‘车呢，没车接我？’妹妹指了指不远处的公交车说：‘接你的车在那儿’”。“妹妹后来告诉我，司机把车都开出了家门，又被母亲赶了回去。说父亲有严格的规定，他的车是组织为了工作给他配用的，不是给孩子们用的。”

大智大勇三次孤身深入虎穴

　　“父亲身上还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智大勇，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三次孤身入虎穴。”李和平说。“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马坊歼灭战就是父亲指挥的。当时，父亲任八路军太行二分区30团团长。马坊镇位于山西晋中地区，是通往太原、长治等五地的交通枢纽，日军在此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父亲化装成菜农，亲自深入日军马坊据点侦察，率领82名突击队员突入据点，‘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将这个据点彻底铲除。”

　　对于这段历史，李德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叙述——

　　为详细了解马坊据点内的地形、敌情，我决定亲自进入据点进行侦察。开始，分区领导不同意，说：“一个团长进日军据点太危险了。”经再三请求得到批准。

　　我向房东借了身破旧棉袄、棉裤穿上，头上扎条灰不溜秋的羊肚毛巾，脚上穿双破了口的老头鞋，脸上再抹点锅灰，化装成给据点送菜的农民……

　　1945年3月4日下午，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我立即下令部队以急行军向日军马坊据点进发……日军小队长铃木和我拼起了战刀，被我砍伤后活捉。此战全歼日军数十人，生俘8人，缴获小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数十支，枪炮弹90余箱……“第二次是为平息安徽芜湖武斗。第三次是1971年9月12日晚，父亲受总理委托，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只带一个警卫参谋，孤身进入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在一线掌控调度全军，成功地指挥处理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文韬武略从文盲成为儒将

　　李和平说，父亲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和工作以外的时间，大都用来学习。这是他之所以能从一个文盲，成长为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人的眼里，他是武将。但和同时代的高级将领相比，比如同乡许世友司令员，他又像文人，是儒将。他的回忆录30多万字，基本都是经他亲自指导写成。”

　　“父亲不会养花，不会打牌，不爱听戏，不好游玩。就是看书，看报，直到晚年，依然如此。”谈起父亲在子女们心中的形象，李和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及他的万分之一。”“倒不仅仅是职务，最主要的是父亲的人品和过人的智慧，他的文韬武略让我们做子女的无比钦敬。”李和平解释说。

　　将军故事

　　放牛娃拴牛去参军留下一棵“将军树”

　　在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南面的木城寨山坡上，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两人合抱，高三四丈。当地人说，当年，李德生就是把牛拴在这棵树上后参加了红军。这棵银杏树因有八股枝丫，当时人们称其“八股树”，现已改名“将军树”，成为当地一景。

　　李德生出身贫穷，7岁时曾拜师学裁缝，因经常挨打又吃不饱饭，遂跑回村里为富裕人家放牛。

　　1928年，红军解放了李德生的家乡，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那里开辟了革命根据地。1929年，村里成立童子团，他当了童子团团长，为红军送信、放哨。李德生向父亲提出参加红军，父亲望着年仅12岁的唯一的儿子，没有答应。

1930年2月的一天，他牵着牛向木城寨走去，把牛拴在八股树上，背着父亲报名参加红军。红军营长见他太小，不想带他走，就对李德生说：“你跟我的通讯员赛跑，你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李德生轻松地赢了通讯员，当上了一名红军传令兵。

　　1993年5月，李德生偕夫人、子女回到新县，这是他建国后第一次回故乡。他深入田间地头，同乡亲们拉家常，忘情地说：“我没有忘记乡亲们，六十三年啦，我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亲人。我们在外面也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打江山，打江山不易啊！”当他看到家乡的教育落后，校舍简陋，许多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心中异常难过。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且多方筹措资金近百万元，在家乡建起了希望小学和中学。

　　李德生得知国家将修建京九铁路时，他与大别山老区在京的首长向中央建议，京九铁路要经过大别山，以便带动老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大京九在大别山区特地拐了个弯儿，从新县、麻城等老区经过。

　　制止芜湖武斗受到毛主席表扬

　　1968年6月26日，安徽芜湖爆发两派武斗，震惊全国。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临危受命，进入芜湖。其时，芜湖已失控，大街小巷，堡垒林立，两派群众枪炮相对，剑拔弩张。

　　芜湖某派据点设在某中学二层楼上，刀枪林立，森严壁垒。该派头头叫嚣：“我们欢迎李军长来谈判。但只要军长一人来，不准任何人同行。”李德生将军欲往，芜湖市和驻芜湖部队领导阻之：“造反派言而无信，恐有暗算。”将军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毅然“单刀赴会”。该据点门窗、楼梯、通道均以麻袋、砖石堵塞，唯有顶层一扇窗户开启，武斗组织从窗口放下竹梯。李德生将军迈步登梯，攀缘而上。其时，雕楼的其他窗口，均架有机枪、步枪，随时准备开火。李德生将军从窗口爬进雕楼内，大义凛然的气势，谆谆教导、严肃批评劝诫征服了造反派，对方当即表示：“我们听李军长的，愿意交出抢夺的武器。”

　　1968年10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问李德生将军：“你们那个芜湖事件是怎么办的?”将军答：“就是大造舆论。”毛泽东曰：“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大造舆论。”数日后，《人民日报》根据12军在芜湖地区制止武斗的经验发表社论《大造革命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