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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兵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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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原型尘封秘事

作者:史全伟 文章来源:《环球人物》


  近日,影片《风声》的热映,引发了人们对谍战女英雄的怀念——这些传奇女英雄大多容貌美丽、出身名门,而又胆略过人、对革命满腔热忱。10月16日,《风声》主角之一、著名影星英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风声》算是我向我的姑奶奶致敬的片子吧。”英达坦言,在片场,看着周迅演的顾晓梦,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姑奶奶英茵,心情很复杂。

  其实,在顾晓梦的身上,重叠了多位谍战女英雄的影子。

  特工、演员,双面人生——英茵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英茵死后,人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埋葬在平祖仁墓旁。

  英茵自杀所引发的轰动,不亚于阮玲玉之死。而她遗书中那个省略号,也成了不解之谜。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第二年,答案才慢慢揭晓——

  1939年,平祖仁由于工作出色,被提升为负责上海对日情报战的站长,英茵也成了他手下得力的情报工作人员,她离开重庆奔赴上海,就是为配合他搜集日军情报。表面上的演艺工作,以及故意做出的“私奔”假象,都是为掩护身份所放的“烟雾弹”。有资料表明,至少有7件重大谍报案和英茵有关,她乔装舞女,先后诱骗了9名日寇及汉奸到预定秘密地点,再交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因为其谍报人员的身份已被日伪怀疑,再加上不断受到盘查传讯,英茵选择了以死来保守秘密。那个省略号,就是怕日本人找麻烦才隐约其辞。

  英茵去世时,著名作家郑振铎就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他在《蛰居日记》一书中专门为她与平祖仁写了篇文章,并感叹:“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潦草地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

  巧传情报,英勇就义——张露萍

  纤弱身躯,却受尽酷刑;奋不顾身,只为挽救危局于万一……《风声》中顾晓梦面对死亡的决绝,让人们不难想到现实中另一位谍报女杰——张露萍。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21年生于四川,在成都读书时曾改名余硕卿,1937年被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改名黎琳,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经组织批准,她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同年10月,她告别新婚爱人,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接受叶剑英领导。

  就在黎琳到达重庆前不久,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军官张蔚林、重庆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刚结伴投奔中共南方局。冯传庆管辖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张蔚林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二人被发展为秘密党员后,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军统中的情报小组。如此重要的阵地,急需有效地组织和维护。于是,黎琳被秘密派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她的任务有三项:领导张蔚林、冯传庆;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择机在军统内部发展党员。为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叶剑英等决定,让18岁的她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然后找两间房子,布置成一个家,让张蔚林也搬出特务机关的宿舍。

  随后,这个18岁年轻女孩“导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谍报大戏。一次,戴笠给胡宗南发去密电,说军统准备派遣“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寻情报。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逮了个正着。消息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发疯似地捶着办公桌,气得破口大骂。

  还有一次,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特务们本想放长线钓大鱼,借该站召开联席会的机会抓捕更多共产党人,却因张露萍及时送出了一张写有“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扑了个空。

  几次下来,戴笠不禁起疑:“为什么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中共的准备又那么充分?难道军统内部有内鬼?”

  1940年3月,张露萍回成都探亲期间,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部收发报机的真空管,戴笠便以此为突破口,下令将他抓了起来。随后,他们在张蔚林的住处搜出一张军统在各地的电台名单及张露萍写的暗语。敌人的大搜捕由此开始。

  叶剑英等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可就在此前两小时,她已收到戴笠借张蔚林名义发来的 “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她刚返回重庆便被特务逮捕。潜伏在军统电台的7位共产党员全数被捕。

  被困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的张露萍,一心惦记着通知秘密机关迅速转移,反复观察后,她将看守所长毛列选作突破口。毛列只知道张家兄妹因烧坏电子管而被捕,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再加上他自恃是军统二处处长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于是指示张蔚林给毛列50块钱,请他送一张纸条到四德里×号,纸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列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将条子送了出去。第二天,戴笠部署的抓捕行动再次落空。暴怒之下,他将毛列处决。

  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戴笠决定亲自审讯张露萍。“你叫什么名字?”戴笠先来了个下马威。“张露萍。”张露萍应对自如。但是,任凭戴笠如何威逼利诱,她都一口咬定,自己当年的确去过延安,却因受不了苦早早退学回家,与张蔚林只是恋爱关系,是迫于军统“年轻后生谈恋爱要坐牢”的规定才以兄妹相称,至于偷情报,她根本听不懂。戴笠从她嘴里什么都掏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给我打!”

  钢丝橡皮鞭抽打、昏死、泼冷水、清醒、接着抽打……一次审讯下来,张露萍浑身红肿,几度昏厥,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灰白的嘴唇不断淌着鲜血,却始终咬定:“不知道!”无奈,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这起震惊国民党的“军统电台案”使蒋介石受到极大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多年后提到此事,他还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监禁。4年后,戴笠对从张露萍嘴里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再也不抱希望,亲自给“息烽”主任发去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那年,张露萍仅24岁。

  浪漫多情,大智大勇——黄慕兰

  顾盼生辉、细腻多情,生活中,身边总是围绕着多情的男人,而实际上,这是她们对敌作战的最好掩护……顾晓梦是这样,对现年102岁的黄慕兰来说,当年的谍报生活也是如此。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现名黄定慧,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杨开慧等一起从事妇女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将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女性,据说也有以她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黄慕兰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登报结婚。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随后,黄慕兰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后经组织批准,与新任中央委员贺昌结成夫妻。不久,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1935年牺牲),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并展开疯狂追求。黄慕兰曾向组织提请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却被否决:“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与陈志皋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组织会向中央证明这是服从工作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

  在此期间,黄慕兰立下两大奇功。

  一是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1931年6月的一天,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一个咖啡馆遇到了陈志皋的同学、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将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第二天,向忠发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闯到周恩来家中,却扑了个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汉年带着黄慕兰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慕兰,你真不错呀!”

  第二件奇功,是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分析再三,她向陈志皋提出,拜访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对黄慕兰非常喜欢,主动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但解放后不久,黄慕兰被卷入“潘杨案”,关进秦城监狱,直到20年后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

  爱情、婚姻、青春甚至生命,英茵、张露萍、黄慕兰和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谍战女英雄,为信仰,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是国家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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