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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 石青 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在一些人心里还记得四川调粮引起的粮荒恶果。有人把因此而饿死人的事情算到李井泉同志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1958年大跃进，人们的头脑都有些热。当时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当粮食确实丰产得很多时，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了这么多，这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对浮夸虚报估计不足。 1960年夏天，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 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 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我们四川的人要做出牺牲，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但是，他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虽然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但对于中央的指示李井泉同志还是咬着牙执行。 经反复研究讨论，省委最后还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南巴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调粮。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央从四川调出粮食有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井泉成了四川“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四川民间甚至传说，李井泉“为了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而事实是：李井泉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调粮与他当政治局委员没有因果关系。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对于调粮问题做了检讨，但一直过不了关。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干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央下的命令。”他始终没有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够高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责任向中央推，他的检讨中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担责任。他感到委屈，他的内心处在矛盾的斗争中。我不检讨不行，检讨了推给中央也不行，让我一个人承担也不是这么回事。 据陈秘书回忆，李井泉在第二次检讨的前一个晚上，一夜没有睡觉，一直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几次推开秘书的屋门，与他商量：“大家意见很多，还检讨什么呢？调粮的问题，不是已经检讨了吗？还不行啊？”看上去他很为难。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负？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但由自己承担一切，内心也有委屈。 李井泉代表省委第二次作检查是在虎坊桥附近的北京工人俱乐部进行的。时任总书记邓小平亲自莅临四川组的会议。李井泉很沉痛，声泪俱下。他仍旧是检讨自己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应当承担责任。 李井泉检讨后，邓小平非常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从这次会议后，四川的同志们心里就有数了，调粮多责任不完全在李井泉，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心里绷着的弦放松下来，情绪也缓和多了。 四川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解放后，即担负起支援西藏和完成国家上调粮食的沉重任务。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四川人民靠坚实的双肩挑起了“调粮”、“还债”两副重担。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全国解放后的12年当中，中央从四川调粮共计364亿斤，为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其中: 1950～1952年调粮14.88亿斤； 1953～1957年（即一五期间）调粮162.72亿斤； 1958年调粮39.6亿斤； 三年困难时期调粮147亿斤。 也就是说，在12年当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几乎全国城镇人口一年的口粮。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99年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为了弄清李井泉的一些情况，曾与李井泉的五儿子再望通电话，当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毛毛告诉再望：“我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50年前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现在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他非常感慨地告诉笔者：“最近，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为了保证大部队的胜利，谷连长带着一个连坚守，打阻击战，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结果全连的战士都牺牲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普遍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才下了四川必须调粮的死命令。四川调粮，就像打了一场阻击战，四川做出局部牺牲，却保证了全国平稳地渡过难关。” 50年前，为了使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尽快跨越艰险，勤劳坚忍的四川人民顾全大局，做出最大的牺牲，无私地支援了全国。而当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来自华夏大地每个角落及旅居海外的同胞兄弟，都向四川人民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 参考资料 1、《李井泉传》（初稿）作者：乔毅民／潘清雍 199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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