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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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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背后的秘闻:真正到过延安的是斯诺夫人

侯健美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

  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今年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惟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了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匪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

  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三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给记者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

  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十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竟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摘自“新华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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