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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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战略如何

——2002年4月16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庞中英

　　江泽民主席这个月刚在德国“对外政策协会”发表过演讲。他在这次重要演讲中再一次重申了中国认为不能建立单极世界观点，主张人类应致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是中国理解的世界新秩序。

　　我认为，后后冷战是冷战结束后开始的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美国人认为后后冷战已经是一个事实。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在这种单边主义之下，美国就退出了冷战时代与前苏联签定的确保相互毁灭但实际上维持了世界和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人现在想让所有冷战时期的东西统统进入历史。让我担心的是，美国和中国签订的涉及我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这些政府之间的协议现在也被美国人实际上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就如同和前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一样。虽然美国人口头上仍然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没有过时(应中国的要求这么说)，但实际上却已经把它们当成了三张废纸。这就是美国人的思维。他们还认为谁也不能限制美国的作为，包括欧洲联盟，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义务，美国人说：我不能受这些限制。虽然这些条约当初都是美国参与制订的，但现在美国可以让这些条约重新改一遍。举一个例子，1992年在日本的组织下，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反对全球气候变暖。谈判费了很大的劲儿，美国也是参加的一方，克林顿政府是该议定书的签字国。而现在美国新政府居然说：美国不认帐。不认帐怎么办呢？布什说：世界各国可以为此重新谈判，重新制订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新公约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原则办事。这怎么行？欧洲联盟在这个问题上就带头反对美国。

　　我要强调的是，在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时，一定要理解以冷战为核心的上述三个阶段的变化：即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在后后冷战时代，美国是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同时美国自身也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没有什么力量足以制约美国滥用霸权，它自己也不打算自我约束。今天的第三个大问题讲中国的国家定位问题，也就是关于中国的“世界观”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息息相关。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北京市又取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作为东道主成功地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上海会议。另外，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了“中非论坛”，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几乎都在外面访问。中国受到的美国压力越大，我们和亚洲、非洲广大朋友的关系就越好。(笑声)这都得感谢美国！(笑声)去年我们还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它是从原来的“上海五国”，“上海六国”机制发展起来的，现在包括中亚五国、俄罗斯、中国七个国家。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合作”是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全面合作。顺便插一句：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与俄罗斯的亲美国政策降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我不这么看问题。上海合作组织肯定要受到后后冷战到来的冲击，但是，即使俄罗斯确实有100个诚意与美国建立新关系，美国并不真的把俄罗斯当作西方的一部分，何况，911事件后俄罗斯已经感到其对美国的让步与姿态并没有获得回报，俄美关系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与问题仍然存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趋势和潮流，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地区与国家之间，双边与多边之间签订一个FTAs，即free trade agreements(自由贸易协议)。我们和“东盟”国家就签订了这样一个AsEAN-China FTAs(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这是我们去年外交上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去年7月16号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是不结盟的，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50年代以后，中国就很少和相关国家签订双边合作条约，但去年我们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在国际上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列举以上这些事件可以引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在国际的定位问题。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大国”；一种认为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类似前面提到的小泽一郎提出的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人把它翻译成ordinary state，日语是“普通国家”。去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学术界、舆论界都呼吁中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正常的英文是normal，正常国家意味着局势走向正常，国与国的关系正常化(normalization)。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就是对中国今后国家定位的两种典型的意见，“世界大国”和“正常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联系，但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去年7月1号，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有一个重要的讲话，其中有一段关于对外政策的一段话是引起了国内进行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高度重视：“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这段话被解读为：我们中国告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我们把屈辱的历史放到一边，中国人现在可以说是第二次站起来了，我们现在一心一意地走富国强民的道路，我们现在正处于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阶段。许多学者就根据这段话对中国下一步可能的对外政策进行探讨。

　　我认为这段话讲得非常好的，可以用“世界大国”和“正常国家”两个概念来理解。“世界大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复兴什么呢？我们中国原来是世界大国、甚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那是历史上的辉煌。但现在我们离世界大国还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要复兴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以前总是觉得很屈辱，觉得这个世界秩序太不公平，老是认为我们应该重建国际新秩序；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秩序中，加入到一个并不是由中国发起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在一种世界秩序外和在世界秩序内的含义并不一样。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过去的屈辱，毛泽东曾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种从自身找(挨打的)原因的正确态度。有一段时间中国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落后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造成的。把自己的落后状态完全归结到外部原因是不愿意正视自身问题的表现。屈辱的那段历史早已结束，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的一个后进的成员，用正常的心态去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段话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三个话题：什么是“正常国家”，什么是“世界大国”？

　　一个国家是不是“正常”不是别人来评论的，别人说这个国家不正常其实并不重要，比如“文革”期间，外界就认为中国不正常；比如现在有人认为古巴、朝鲜、南斯拉夫不正常，甚至你还可以认为美国不正常，因为它是超级大国，搞单边主义。这些都是别人的看法，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不正常，我们要努力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正常国家”这个概念也许是受到日本的“普通国家”论的某种启发。小泽一郎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1993年冷战结束的影响在日本变成了现实，日本国内的政治发生了“大地震”，自民党一时成为了在野党，结束了所谓“1955年体制”。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是指：过去我没有军队(只有自卫队)，现在应该有军队了。我的自卫队应该变成国防军，我的防卫厅应该变成国防部。中国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含义当然不同于日本，在我看来，我们的“正常国家”首先是一种自我校正。

　　我把国家的正常化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抱负型，一种自我校正型。经济实力不强大，军事实力不强大，我要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发展是硬道理”，“弱国无外交”，贫穷是不正常的，富裕是正常的。都是这种抱负型的逻辑。自我校正就是认识到过去的行为方式是不正常的，所以要变成正常国家。这也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与世界不断的相互作用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结果。90年代初，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有一个口号喊得特别响，叫做“与国际接轨”，指我们要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谓“入关”)里去。从“与国际接轨”的要成为“正常国家”，这个过程，印证了两位国家领导人的话。一句是孙中山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一句是江泽民主席在去年“三个代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新口号：“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对比这两句话，江泽民这句话中的“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与孙中山的教诲是一脉相承的。在外交关系方面，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就是要顺应潮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正常国家”论是中国近代国家对外战略思想的自然延续。

　　说到这里，我想讲讲国际体系中的“先进者”与“后进者”的问题。这里的“先进”和“后进”不是指的“进步”和“落后”。比如我是80年代上大学的，在座的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上大学的，与你们相比，我是“先进”，是学长，而你们则是“后进”。欧洲国家是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先进者”，而中国则是“后者者”。请注意，我在说国际政治体系时用的是“国际”，而说世界经济体系是用的是“世界”。“国际”是国家之间，今天的政治仍然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还不是世界的，即使使用“世界政治”这样的词，它的含义仍然是指“国际”的政治，但是，经济却是世界的，是全球的。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就不断强调，现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深刻困境是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而政治仍然是各自为政，而且越来越分散，并且有许多新国家的出现，还有的民族则在为建立新国家而奋斗。

　　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以WTO为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我们还有5年的过渡时期，5年之后我们也仍然只是发展中的成员国，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WTO的，亚太经合组织确定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是发达国家成员国在2010年前实现贸易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国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关税降到零为标志，在这些经济体系中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时间。

　　在1911年前，也就是清华大学建立前，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帝国。1911年，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是欧洲标准的国家形式，即国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孙中山给这个国家取名叫“民国”，而它和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含义是一样的，所以学术界也把现在的中国叫做“第二共和”，这种称呼是法国的传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共和国，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中国成为共和国以后，中国从变成了一个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民族国家。以前我们是中华帝国。不过，要指出的是，不是说我们建立了民国，或者是建立了共和国，我们就会自动变成民族国家，这还需要一个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的过程。所以，中国是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地道道后来者。

　　什么样的中国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里，我提出五点看法，希望大家进行讨论，你们有什么意见欢迎反馈给我。

　　第一，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才是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中国应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并不长，以时间算，从1912年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中国仍然需要民族国家的建设，让中国真正变成一个民族国家。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中国要改正自己存在所谓“56个民族”的说法，而应该说中国存在“56个族群”，主体的中国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中国要不断强调“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治与民主的建设。通过这一点解决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的国家主权问题，例如台湾问题。

　　第二，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国家。中国以和平手段，主要通过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国际劳动分工，来实现自己的利益。1979年以来中国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长期继续，中国以经济立国，不是以核武器立国，核武器只是维护国家安全、吓阻外敌的防御手段。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至少要持续到21世纪中期。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世界充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或者关键国家。中国已经决定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特别是与东盟、日本、韩国一起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当然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了)。这个方向将规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加强自身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也是世界的主要经济力量、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与维护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第三，中国应成为一个和平国家。中国应在制度和规则上与与国际社会主流大体相近，但同时有自己的特点，具有内在的自我约束与克制的机制。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家不要忘了，这句话可是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独立”、“自主”、“和平”这六个字是非常神圣的。但如何推进、也就是如何落实独立自主与和平？我们的宪法、法律和对外政策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是我们21世纪的对外政策中面临的长期的大问题。中国是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只要中国维护了国内的稳定，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对地区的和平有所贡献，要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比如阿富汗的冲突、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我认为中国的一些外交理念，外交政策要适当的调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不能改变，但有些具体的做法可以调整。中国要充分发挥自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积极在国际上扮演维护与缔结和平的角色。中国可以考虑建立一个“预防外交”中心，加强对联合国维护和平事业的贡献。有人批评中国总是在安理会投弃权票，当“和事老”。投弃权票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想办法把他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举个例子，1998年马其顿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就在安理会投票否决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进入马其顿。这件事促使我们思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大呢，还是双边关系的利益大呢？这是需要权衡的。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别处理，马其顿与台湾建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双边问题；而作为世界大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不能放弃。

　　第四，中国应是一个地区国家。最近有评论认为，战略上，中国现在是东西方位受到挤压，在东部美国通过朝鲜半岛、日本、台湾海峡从太平洋挤压中国，在西部美国的军事势力已经进入了阿富汗以及前苏联的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向北向南“发展”，向北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向南和东盟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不管是机会还是挑战，亚洲地区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中国不能把自己所在的地区简单地作为外国，需要形成与建构一种地区认同。中国是亚洲国家，需要与亚洲在地区主义的框架下建立全新的关系。哪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的中心？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中国认为自己在世界的中心，而在欧洲人看来中国处于远东(Far East)。但中国却是处于亚洲的中心，这是无法改变的。作为亚洲的中心，中国却长期以来并不十分重视亚洲。新加坡的许通美大使就曾经说过：中国在没有受到西方压力的时候一般想不到东南亚这些小伙伴。(笑声)中国在清朝就有所谓“远交近攻”，将周边国家视为蛮夷之地，这样的观念到了20世纪才开始转变。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东南亚国家的人说自己是Asian(亚洲人)，可是很少听到中国人、日本人说自己是Asian。我们就只是Chinese，Japanese。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只是located in Asia。日本人只是住在亚洲，他们没有所谓亚洲认同(Asia identity)。严肃地说，中国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中国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国家。我们常常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拿来当作我们是世界大国的标志。我们也为自己是“五常”之一而自豪。但是，我们在观念上想过没有，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吗？我觉得，我们要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解决中国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同时，中国要对世界、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需要国际社会，中国必须对国际社会做更大的实际贡献。中国应是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的重要力量，努力促进全球化的积极影响，遏制全球化的消极影响。 　　讲完了这五点我有三个问题提出来和大家讨论。

　　第一是对历史应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态度。对历史有正常的态度才能变成正常国家。历史悲情与历史情结都是要不得的。这当然不是我们忘记我们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屈辱历史，那段历史，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中国在近代历史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殖民、奴役，中国人不能忘记这些血与泪的历史。现存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导的，存在不合理性和不公正性。这些认识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采取与国际社会对抗与不合作的立场。不意味着中国只有等国际秩序变得公正、合理才去加入这种秩序，不意味着这种秩序一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相违背。 　

　　第二是再定义(重新认识)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中国现在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性，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但是，独立自主不是故步自封，而是更加深刻地融入世界，真正的独立自主是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中可以自由享受国际空间。我们要处理好独立自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既不能走向封闭，也不能单纯地美国化、西方化。

　　第三是处理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关系。中国不是通过自己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实力影响世界，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的。如果我们励精图治、稳定发展、深化改革，确实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中国就将非常深刻地影响与改造21世纪的世界。

　　最后我要问一个大问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谁来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安全？安全就是对于威胁的判断的程度。美国人整天都在问：我的敌人是谁？大家知道美国没有敌人还要制造敌人，没有敌人还要想办法发现敌人，这就是所谓“敌情观念”。我们中国老百姓会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最近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中，我们的这样的观念变得淡薄了。章百家先生在《世界知识》2002年第6期上有一段话：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安全和经济上正进入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瓶颈。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看到，布什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很紧张，这种紧张是一种“战略紧张”。中日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也仍然处于某种战略紧张之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现在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这些都是传统的安全威胁。除了这些，中国还遇到非传统性质的安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爱滋病、毒品走私、杀伤性武器扩散、生态环境退化。我们现在谈论安全的时候要走出领土国家的概念，我们威胁并非都来自外部世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就在眼前。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确保自身的安全。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我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安全观，安全不仅仅是军事安全、领土安全，安全包括了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包括了文化安全。比如经济安全中的能源问题，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石油就已经大部分依赖进口了，这就是不安全的因素。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安全赤字(Security Deficit)，我们的安全赤字在增加。中国急需解决安全赤字问题，也就是，中国安全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赤字到底应该由谁来贴补？

　　如果用层次分析法(level analysis)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在国内的层次(domestic)，安全保证需要有国防现代化；在地区的层次(regional)需要有地区性的架构，如东盟自由贸易区、亚洲安全合作；在国际的层次(international)也需要有一些合作架构。还可以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想提的是中美关系。后后冷战时期的特点就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不论是“一超多强”还是别的什么对力量结构的描述，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中国跟美国要不要搞安全合作呢？美国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点安全？这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变得现实起来。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欧洲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购买了美国的安全，日本通过“日美安保条约”购买美国的安全，就如同购买石油需要有输油管道一样，“北约”、“日美安保条约”就是这个管道。我觉得，美国一个最大的出口产业就是“安全产业”(security industry)(安全工业)。(笑声)你们不要笑，这个单词是我发明的。去年4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包括我们的周边。客观上讲，美国也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我们不喜欢但却离不开的“霸权的秩序”，某种霸权维持下的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美国不在亚洲出现会发生什么情况？美国不在亚洲出现日本肯定重新武装，中日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双方的军费可能都要提高。

　　所以谁来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安全，我们的威胁来自何方？这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答案，只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学者们也在各抒己见，讨论这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在变化的世界中追求中国的地位》，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不断受到挑战的，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无权无势的地位之中。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曾很想充当中美关系的桥梁，实际上是澳大利亚想从中渔利，但不管怎样，能作桥梁也是好事情。澳大利亚希望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Asia-Pacific power(亚洲-太平洋力量)，因为中国参与了国际贸易，中国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而且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对地区安全不利，所以美国应该在战略上承认中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属性。但美国现在也只说中国是一个regional power(地区力量)，却只是Asian power(亚洲地区的力量)。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continental state(大陆国家)，不是一个maritime state(海洋国家)。因为在美国看来，从韩国，到日本，到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的太平洋一线都是它的天下。所以中国仍然需要韬光养晦，仍然需要励精图治，仍然需要富国强民，走一条正常国家的道路。我的结论是，中国应做世界正常国家，也就是把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结合在一起。

　　时间不够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吧。下面大家提问。

　　学生：您刚才我们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三个阶段，您是否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出了“雅尔塔体系”

　　庞：“雅尔塔体系”作为冷战的起点，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像布什说得那样可以“和冷战说goodbye(再见)”，实际上我们是难以和冷战说goodbye。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中文系或者外文系的同学，搞文学的很愿意研究“后现代主义”，英文是post-modernism。这个“后”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是很流行的概念，之所以叫“后现代”就是说它和“现代”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所处的过渡时期和“雅尔塔体系”还有联系。

　　学生：但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关贸总协定，或者叫世界贸易组织都还存在。

　　庞：好，我接着你讲的往下说。刚才我讲过的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旧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旧的秩序已经不能完美的工作了。我们就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大家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解体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后都在进行探索其各自的重新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设计者，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方案设计；世界银行只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的援助和贷款的机构。它们作为世界秩序的功能已经下降了。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后来者，取代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它的命运是个未定之天，虽然新的一轮世界贸易谈判已经开始，但是它到底能不能进展下去谁也不知道。全球化也是未定之天，现在还有很多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呢！

　　学生：您刚才提到和平国家，我理解的和平国家应该首先是自己不打仗，而且要维护世界和平的。比如当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似乎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可以说是美国恢复了科威特的领土和主权。那么您认为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成为这样的和平国家？如果中国想要成为这样的和平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大国的实力可以做到吗，是不是还应该成为一个军事国家？

　　庞：你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军事大国，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应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中国不应该以军事大国的形象出现，因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作为军事大国也是要遭人恨的，充当“世界警察”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中国去作世界警察，或者地区警察，这都是不现实的。我主张中国就学习二战之后的日本，我们以经济立国，走经济国家的道路。二战后的日本还受到了西方占领和国内所谓和平宪法的限制，而我们没有这些限制。中国是正常的军事大国，是五国“核俱乐部”的成员，但我们不应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还恨落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世界和平的极大贡献。经济大国的提法也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驳。

　　学生：您刚才提到关于马其顿的例子，您认为那是一个教训，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还是追求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一致的时候，它可能追求和平，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它还是会首先考虑国家利益。当中国在马其顿的问题上投否决票的时候，正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所以我不但不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反而，我认为这是一个经验。我想问您的是当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庞：这个问题可能是见仁见智。投弃权票当然是在维护国家利益，至少出发点是这样。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立足，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象毛泽东当年号召的那样)，首先要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不要忘记了，仅仅追求利益是绝对不够的，一个国家还需要有一种价值的追求，这两点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因素。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对世界的和平是有责任的。承担国际和平的责任要和国家利益相协调，而且承担世界和平的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比如这次阿富汗的重建，中国提供了数额不小的经济援助，但是我想中国为什么不利用和阿富汗的友好关系派一些维和部队呢？有比如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中我们只派了民事警察，但日本在今年已经正式把维和部队派进去了。日本又赶在我们前面了，日本可是一个在军事上受到限制的国家，它都可以这么做，我们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就是因为没有钱吗？我们经常说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是挑战和平的力量，既然如此，你就要去做这些事情。

　　学生：您刚才讲到中国要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也要成为“正常国家”，您还说美国也不是什么“正常国家”，究竟什么是“正常国家”？

　　庞：看来我得再解释一下我的命题。“正常国家”是一个自我定义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提出自己要变成“正常国家”。第一是德国，但现在它基本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冷战时期德国分成两个国家，德国人说：德国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是一个被盟军占领的国家，德国不正常。第二个是日本，冷战后，日本人认为日本不正常，小泽一郎说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日本前首相森喜郎曾经讲过一个后来被人概括的所谓“瓶盖理论”，他说日本就像被封在瓶子中的魔鬼，而瓶盖就是“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受到了这个“瓶盖”的束缚。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表明日本是不正常的，所以很多日本人说森喜郎不会说话，只当了几天首相就下台了。(笑声)正常与否不是别人，不是国际社会来定义的，是自我定义的。一种是“抱负”，比如1871年德国走向统一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在欧洲太“委屈”了，东部受到俄罗斯的压力，旁边有法国，海洋上有英国。20世纪开始的时候，德国也是觉得委屈。到了30年代，用希特勒的话来讲是德国缺少生存空间，按照这样的逻辑，这样的德国能是正常国家吗？所以德国要去征服、统治世界。这种抱负论和今天小泽一郎、森喜朗的说法如出一辙。中国今天讲的要“正常化”主要不是抱负，而是指我们了解国际的规则太少了，我们接受国际通行的东西相对少了些]，跟国际接轨的东西需要增加]。中国需要变得越来越了解世界，越来越跟世界通行的规则一致。当然也有一个含义是，过去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恢复到我们昔日的辉煌，所以有“复兴论”。但复兴不是要复兴成为中华帝国，也不是要复兴成美国那样的“世界警察”，而是复兴成为促进人类和平，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地区一体化，促进全球进步的正常国家。所以正常与否完全是自己定义的，希特勒认识德国不是“正常国家”是危险的信号，但我想中国意识到自己不是“正常国家”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

　　学生：您刚才提到正常国家的外交的理论，我认为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的外交，这个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耗费了大量的外交资源。中国不可能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开展外交行动，因为你只要一伸开手，别人一戳你的伤疤，你就受不了。您认为我们要成为正常国家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估台湾问题的价值？

　　庞：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台湾问题是造成中国不正常的因素之一。我想中国如果要修宪的话，应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处于分裂的国家，中华民族没有统一，当然这里所谓分裂状态不是指世界上存在“两个中国”。分裂的国家是不正常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效地管理台湾问题，尽可能减小这个问题对我们对外战略的负面影响，如你所说，台湾问题确实牵掣了我们的大量精力。

　　学生：或者可以说从战略上讲，我们要用把自己变成正常国家的心态和战略手段来处理这些不正常的问题。

　　庞：对，您说得很对。 　　

　　学生：但光有心态没有力量也是不行的。

　　庞：我们不要过分强调有形的实力，并不是没有实力就什么事也办不了。有些力量是要靠我们自己建造的，可能我是建构主义的思想。大家可以去读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学家摩根索的书《国家间的政治》。摩根索对国家力量有一个定义，国家力量由多个因素构成，其中之一个就是外交的质量(quality of diplomacy)。俄罗斯现在是二流国家，是衰落了的国家，但它的外交在科索沃战争和这次的反恐战争中都很突出，高质量的外交已经弥补了俄罗斯实力的不足。在国际政治中，相对力量而不是绝对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缩小与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力量之间的差距。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力量是区分为硬力量(hard power)与软力量(soft power)。在硬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用软力量弥补。高超的外交艺术在多数情况下是国家手中的软力量之一。相对弱的国家不一定无外交。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的国家应该会发展出自己的软力量。

摘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