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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俄罗斯坦克做胃镜 文/景观妙趣
生命的晚霞时光，人们总爱沉寂在追忆之中。 而归纳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往往又是与其毕生的价值取向相牵连。 而有了如下这些个或许在旁人眼里是那么地微不足道的亲身经历的我，即使在最终脱下一身洁白大褂的时候，也会由此而自豪地喃喃： 我的人生，是那么绚丽多彩！ 这是一个我救死扶伤一生，为兵服务一生，所实在难以预料到的几个特殊经历之一：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天。 像往常那样，我在医院胃镜室忙碌了一上午，接近午餐时分，桌上的电话匆匆地响起。 “你们马上准备好胃镜，有紧急任务。好了就到大门口去！” 电话是院办值班室打来的。口气与平时发布此类命令时一样——貌似紧急，却又那么印刷体式的毫无感情色彩。 我没来得及多想。在部队，执行紧急任务是常事，或许是需要去抢救危重病人吧？或许是为病人取消化道异物吧？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听惯了“紧急”的军医来说，实在太家常便饭了。 大约十分钟后，我和技师即搬动着电子胃镜器械赶到了医院门口。那里已经有一辆轿车等着我们。 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军人迎过来，“我是老李。” 说着，他帮助我们把器械一一安置在了车上。随即，马达低吼了几声，窜了出去。 来不及坐稳，我焦急地询问： “是抢救病人吗？还需要带什么药？” “不用！” 是啊，军人自有军人的交往原则，“不该问的就不要问”。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近似不负责任的回答。 忙碌了一上午，心脑已近疲惫。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绿色田野和左右两排整整齐齐静静挺立的白杨树，精神顿感畅快。 行进了二十来分钟，原本宁静的马路上气氛却不那么轻松了——每个路口都站上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手持红色信号旗的军人。 可是真有任务！我的心弦立时紧绷起来。 老李思索着开口了： “请你们帮个忙，给坦克看看病。” 我盯牢这位老李的嘴，觉得肯定是自己听错了。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早已拟定的程序，今天下午，俄罗斯军队的坦克要进行演练。但就在早上，他们觉得有颗螺丝钉掉在坦克的装置里面了。由于坦克装置管道狭小、隐蔽，没有好办法能将螺丝钉取出，下午的演练还要如期进行，事情急迫，所以......” 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想用我们的胃镜，给俄式坦克做个“内镜诊断”。 绝妙的主意！惟一的方法！大胆的设想！不能不使我这个消化科医生肃然起敬—— 够酷！够帅！ 汽车在戒备森严的钢铁营盘里畅通无阻，佐证了我手中那一根细细的电子胃镜，此时已成了眼前这位老李惟一的“救命稻草”。 “主意是演习救护队一位外科医生想出的。但不知是否可行？” “嗨，从理论上想，还是可行的。” 我思索着回答，却忽然觉得在消化同行眼中，我这个附和是很可笑吧？ 转眼间，汽车直冲到坦克车库门前。 下了车，我和技师将器械逐一搬出。老李似乎是松了一大口气，或许是觉得胃镜过于神圣，竟然“麻木不仁”地在一旁踱来踱去，绝没有搭把手的意思。 远处冒出几个俄罗斯军人，看到我们两个女军人搬动沉重的医疗器械，立即跑过来帮忙。 我客气地对友军说：“谢谢！我们可以自己搬.。” 但他们却不由分说地继续动作，不仅让我们两人双手空空，而且还有礼貌地让“女士先行”。我顿时对蔑视了半辈子的资产阶级“女士优先”的臭绅士风度有了些许好感。 进到车库，气氛就不一样了—— 远处，一群中俄双方高层军官模样的人员，面带严肃地交谈着；近旁，需要“就诊”的坦克周围，紧张的气氛中透着些许悲凉。 一群魁梧健壮的俄罗斯士官，笑容满面地帮助我们将器械安装完毕，随即与我们攀谈起来。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还从俄式作训迷彩服的上衣兜里掏出一个破旧的小本，边看边说。我觉着好奇，顺便瞭了一眼，只见那上面写满了俄、中、英对照的单词，工工整整，密密麻麻。 我饶有兴趣地想道：“看来是个好学的青年。” 小伙子指着我们带来的电子胃镜，用生硬的中文认真地问： “这个，用英语怎么说？” “endosgastroscope”我顺口而出。 他立刻虔诚地在小本上用中文、英文和俄文记上这个单词。似乎是觉得我这位阿姨级的谈话对手有些外语水平，他接着又磕磕巴巴地问： “您，会不会，说，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语言？” 面对这位儿子辈的友军，我一连气用俄语说了“桌子”、“椅子”、“皮球”、“同志”、“谢谢”和“再见”等一系列单词，引得周围一片轰堂大笑。 “您是怎么学习的？” “别光你问。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技师也在一旁打趣起来。 “我的名字是，叶利钦。” “怎么你也叫这个？”技师咕哝了一句。 或许是明白我们对这个敏感的名字产生了一些话题外的联想，眼前的这位叶利钦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为了冲淡瞬间的尴尬，我告诉叶利钦：我在上小学时，正逢中苏友好时期，所以学了两年的俄文。似乎是对那一段“中苏蜜月”不甚了了，叶利钦疑惑地望望周围的伙伴，又对着我一脸的茫然。哦，这样的茫然，一副俄罗斯式的淳厚的茫然，似曾在哪里见过？刹时，我心中涌起一段遥远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中原一所部队子弟小学读书。那时，正值中苏友好，故而老师整天向我们描绘“老大哥”那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美好生活”，使我们这些小同学垂涎欲滴。 忽然有一日，老师在课堂上发布了一个惊人的信息：为了加强中苏青少年的友谊，我们每位同学都能交一个苏联小朋友！方法是，一所中国小学对应一所苏联小学，按照班级、座次的排列，你所交的苏联小朋友就如同你的跨国同桌，也是你这个班级，也是你这个座位，只不过是国籍、城市、学校不同罢了。 如此简单易行的交友方式使我们顿时欢呼起来。但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却还有些许担忧：这种“拉郎配”的结果，该不会让我倒霉碰到一个苏联男孩子吧？ 命运常常捉弄我，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的“苏联同桌”恰恰就是一个男孩子。 第一封信件是我主动写中文发去的。信中除了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了一篇“遵命文学”之外，我还自豪地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我梳着长长的辫子，胖乎乎的十分厚道，手里还画上了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一幅他曾佩带过的红领章。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苏联同桌”的来信。等到我手里时，信已经被老师托人翻译成了中文。 信中说：尊敬的中国同桌，我叫阿廖沙，和你同岁，也是军队家属院里长大的。我爸爸也送给过我生日礼物——一辆他曾驾驶过的坦克模型。现在我照了张照片，把我和坦克一起寄给你看看，并希望你留作纪念，就如同我把你的自画像留作永远的纪念一样。 随信寄来的照片上，站立着一个俄罗斯模样的小男孩，也是胖乎乎的，手中还真的捧着一辆小小的坦克，只是样子比我显得更为单纯木讷，一脸茫然地盯着我。 从此，我便和这位阿廖沙开始了书信交往，大家相互鼓励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好建设自己伟大的祖国。当然，也有着军队子女特有的豪言壮语：绝不让法西斯再侵略我们美丽的社会主义！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我们俩一定像父辈们所宣称的那样，时刻准备并肩作战！ 后来，或许是年纪小，或许是翻译的老师越来越懒省事，或许是其他什么什么的原因吧，总之，我和阿廖沙之间的通信内容越来越口号套话连篇了。再往后，或许是两个人都各自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信越来越稀少，直至“九评”发表前，就完全终断了。 即使是这样的结局，但阿廖沙手中的那辆精美的小坦克，却时常活现在我的梦中。醒来后我也曾多次问过自己： “也不知阿廖沙和他的坦克怎么样了？” ...... 虽然已不可能再有任何答案，但我却怪怪的始终确信：我的前苏联同桌一定是他们那群小伙子中最优秀的；他一定会继承父辈的事业，当上一名优秀的坦克兵！ 再往后的记忆又是什么？ ——前苏军坦克入侵阿富汗； ——前苏军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前苏军坦克入侵珍宝岛； ——前苏军坦克包围了自己的国会大厦； ......
其间，我也再没有对前苏联同桌食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迎着珍宝岛上的炮火硝烟”，我佩带上了父辈那样的红领章，加入了誓死保卫祖国的钢铁阵行。面对那个大国的咄咄逼人，我脑海里偶尔也会飘闪出“阿廖沙”这个名字。但我同时确信： 如果真到了兵戎相见的那一天，为了实践儿时在通信中相互鼓励的誓言，哦，阿廖沙，咱们都别手软！ ......
大约过了半小时，远处的两军官员向我们走过来。翻译向我们介绍了俄军的负责人。 我们友好地握手后，我忽然无端地端详了一下他的容貌。结果当然是失望的：这不像是我的苏联同桌——那个手捧坦克的茫然男孩。 他外交词令地请我先介绍一下带来的医疗器械。 我同样外交词令地告诉他，这种电子内镜在80年代可称为最先进的医疗器械了——胃镜前端安装了先进的CCD摄像头，通过它可以清晰地看到想要看到的任何地方，而且所看到的物体也可以通过屏幕显示出来。大家都可以同步观看。 听完介绍，他赞同地点点头，并要求让他亲自操作电子胃镜，去寻找他们认为掉下去的螺丝钉。 我笑了，“这种仪器是医院花了几十万美金购买的，不能有闪失。还是让医生亲自来操作吧！我操作过程显示的任何物体，你们都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大家一起看！” 双方人员商量后都表示了赞同。 打开坦克后背盖，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直径约3公分宽的细细管道，我将胃镜镜身顺着管道小心地缓缓送入，直达管腔底部，随即将胃镜的旋钮左右上下依次转动，只见黑洞洞的管腔里面顿时被CCD摄像头照得明亮起来。 我心里暗自琢磨：给坦克诊断，比给病人诊断容易多了，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没有手脚并用的抗拒，当然也没有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呻吟。巨型坦克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待着，在我手下一扫往日的雄风。 此时，管道里面清晰地连灰尘都能看请，更不用说螺丝钉了！ “哪有螺丝钉呀？坦克根本没得什么病！可以正常活动。”这是我的诊断定论。 周围的人群从静静地认真地看着屏幕的过程中苏醒，突然与我共分享给坦克诊断的术语： “没有。” “也没有啊！” “可以活动！” ...... 此刻，俄军的那位长官仍不放心，非要自己再操作一遍。 我洗冤般地将胃镜交给他，告诉他操作的方法。他按着我的指点，又将胃镜缓缓下入管道内重新看一遍。 当他把胃镜拔出来时，一脸轻松地面对大家，重复着嘟噜： “No！No！Nothing！” 在场的人终于都松了一口气。 任务完成了。老李高兴地请我们去吃饭，一路上兴致勃勃： “知道你们的功劳吗？不是你们帮助，下午的演练就要吹了！你们可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为了表示感谢，他还送给我们一人一个金钥匙链，似乎是要弥补上午没有“女士优先”的缺憾。 下午，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我们也大功臣似的在老李的安排下，应邀观摩了俄军坦克演练。 烟尘滚滚中，俄式坦克四野里撒丫子狂奔起来，冲锋，骤停，爬坡，旋转，射击，轻盈而威武地展示着自己强大的战斗功能。 没有演练任务的俄罗斯官兵矫健地陪坐在我们四周，粉丝般地率先发出一声声欢呼。那呼声我不熟悉，因为肯定不是“乌拉！” 伴随着坦克的阵阵轰鸣，冥冥之中，我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个阿廖沙—— 如果他与我同年入伍，发展顺利的话，到现在也该是某个装甲部队的团级主官了吧？ 他指挥的坦克集群，还像照片中的小模型那样可爱宜人吗？ 他如果出现在这样的阵势面前，目光还是那么木讷茫然吗？ 他还会像当年那样，对跨国同桌的我表示由衷的鼓励吗？ ...... 好了，好了，挥之不去的阿廖沙，自幼和我一样在军营长大的阿廖沙，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阿廖沙，无论此刻的你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作为同桌的我，刚才的经历已足以使你吃惊地睁大那双茫然的双眼了—— 我给你的坦克做了胃镜！你听见了吗？还是电子胃镜啊！
演练结束了。老李负责任地把我们连同电子胃镜装置一起送到了来时的那辆轿车前，还微笑着边拉车门边解释： “谢谢啊！那就不送你们回去了，一路走好。我，晚上还有紧急任务！” “鬼的紧急任务，和友军吃你们的庆祝大餐去吧！”技师一点也不饶人。 老李未置可否地笑笑，一使劲，关上了车门。就在汽车发动的瞬间，技师突然叫了起来： “叶利钦！” 我忙回头从车窗向后望去，只见那位好学的俄罗斯小伙子仿佛从地缝里冒出来，浑身油污汗水地向着我们的车奔跑。 我们的司机才不管这一套，像驾驶坦克似地猛一脚油门，汽车又窜了出去。 叶利钦眼见没有追赶的希望了，遂一脚站定，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潇洒的俄罗斯军礼。 我没有还礼的打算，真的，即使是面对年轻的他站立着，也没有。不是我这个中国老兵没有军人起码的礼节礼貌，不是的。 我想的全然是另外一码事： 如果叶利钦手中有一辆俄军小坦克模型，我是说，就像我刚才做过胃镜的坦克那样的小模型，而且是准备送给中国军人阿姨以表示歉意的，那么，我一定会请司机停车，用我手中的金钥匙链去与你互换，就像半个多世纪前我跟我的苏联同桌以自画像和照片互换一样。 否则啊，很遗憾，可爱的小伙子，恕必须使用电子胃镜才能为我军洗冤的阿姨无情了。
生命的晚霞时光，人们总爱沉寂在追忆之中。 而归纳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往往又是与其毕生的价值取向相牵连。 而有了如下这些个或许在旁人眼里是那么地微不足道的亲身经历的我，即使在最终脱下一身洁白大褂的时候，也会由此而自豪地喃喃： 我的人生，是那么绚丽多彩！
《我给俄罗斯坦克做胃镜》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令人回味。记得那次执行任务后，我曾与张技师（与我一起执行任务）谈了三点感受：1、国家强盛是根基。国家没了（指苏联解体），经济萧条了，老大哥还要求着小弟弟，望着那一群俄罗斯大兵和那些坦克，实在令人叹惜。2、用如此先进的医疗器械为坦克诊病，实属先例，头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为保障武器服务，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此作为白衣战士，我们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俩曾约定写篇相关的论文，那么这就算是一篇吧。当然，不算论文了，改为纪实。3、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无论何时何地，祖国需要的时候，中国军人依然是冲锋和奉献，真到了兵戎相见的那一天，坚信从将军到士兵都绝不会手软！ 今天回想此事，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当时操作的胃镜是美国亚伦公司生产，接受诊治的坦克是俄罗斯生产的，为它“诊治”的医生又是中国军人，转了一圈，还是三个大国，呵呵，回味吧、遐想吧。。。。。。
参考阅读：景观妙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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