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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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岭军魂

文/ 岩石

　　前言：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支几十年后也不为人知的特殊部队，从组建到拆销，总共只有几年。主体任务完成后，有的转入人防、有的转到军区、有的参了加援越抗美、有的参加了对越战争……。

　　不写，对不起那个时代、对不起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战友。想写，可我当兵时间太短，一些人名、地名又不便外漏，确实很有困难。

　　半个世纪过去了，挑选几篇发过的文章重新整理，让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漫步走近他的身边……。

一、临危授命

　　60年代初，中国遭受严重灾害。蒋介石乘机反攻大陆，美国、苏联、印度、越南以及各国反华势力，摇相呼应、四面夹击,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极度困难。

　　当时农村兵源不足，国家决定从学校、工厂和城市征兵。1961年8月，我17岁初中毕业，已被“遵义医专”录取。国难当头，不顾家人和老师的劝阻，“投笔从戎”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第一张标准相，当时没有彩照，颜色是自己加的。

　　当兵没有几年,服装换了几次。先是军衔制、后来取消,最后又恢复了军衔制。

　　一支经过严格筛选、高度保密的特殊部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秘密地执行着几十年后也不为人知的特殊使命。祖国的大西南，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以国家安全为己任。军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部队的最高首长，由军区副司令、副政委和参谋长兼任；部队的骨干，由各分区、野战部队和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舂土墙、割茅草、搭茅屋。除了完成艰巨的施工任务，还要坚持军事训练、种蔬菜、喂猪、养鸡、养牛羊、样样都做。

　　为了完成施工任务，经常加班加点抢时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连续作战不休息，是司空见惯的事。为此，有的终生伤残、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军魂：是军人特有的气质和精神。战争年代，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和平备战时期，它要压倒一切困难，而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我是普通一兵，一直留在部队，成为几十年“不着戎装的军人”。我的连队，我的战友，我们所有的军人。无论牺牲的、幸存的，无不永远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二、我爱我的连队

　　我的连队是井冈山下来的队伍,解放大西南留驻贵州,原称：“遵义军分区独立连”,后来整编、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字六0三部队四连”，我们四连是连续多年的“四好连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而且长期担任整个部队的战备值班分队；特殊的使命、艰苦的环境、良好的作风、真挚的感情，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军人……。每年都有老兵转业、每年都要送老迎新，总是依依不舍、难解难分。

　　几十年后，有的成了部队首长、司令、将军,有的成了地方干部、专业技术人才、著名画家、建筑工程师……。无论走留,都不会忘记“我的连队”,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兵”。

三、“老兵”张胜良

　　部队经过长途爬涉，来到一个不通公路的少数民族村庄。村寨很小，没有几户人家，全部住的都是清一色石板房，他们的屋盖、墙体、猪牛圈也全部都是用石板做的。我们的临时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92部三大队九中队。

　　张胜良，和我同年入伍。几个月之后，才从其他连队调入我们二排四班。可他已经当过一次兵，他的背包带、背包绳，全部都用第一次的；他中等身材、体魄强壮、两支胳膊都比我的腿肚子还粗。虽然施工艰苦，但他还是经常和战友们搬手腕、抱架腰，全排很少有他的对手。一次“紧急集合”，攻占“敌人”的营盘。三米多高的堡坎挡住了去路，他一手抓住我的腰皮带，像董存瑞举炸药包那样把我举了上去，我们四班第一个抢占了阵地。

　　我们四连的第一项任务，是从驻地向南面徙手修筑公路。驻地距离工地最少有十华里，早晨要把铁锤、钢钎、撬棍、雷管、炸药扛上山，晚上要外加一捆柴火扛回来。贵州的山崖，不光陡峭，还都像是用铸铁浇铸出来的坚石。铁锤一打一个白印儿、时常会帽出火花，完整的岩石中还会炸出奇怪的贝壳和古鱼类化石。

　　悬崖绝壁施工，靠一锤一钻地硬打，很难完成任务。班长要我们开动脑筋找窍门，张胜良干过煤矿，只见他手执钢钎、绳索腰间一栓，从上到下，像只顽皮的猴儿，把山崖翻了个遍。“班长，找到啦，找到啦……”，我们上去一看，在悬崖侧壁有个不太起眼的小土坑。大家轮流用铁铲、撬棍把泥土和乱石艰难地抠出来，一直抠到一米多深，放进一箱炸药……。就这样，把成吨的巨石请下了山，大大地加快了施工进程。

　　张胜良，平时吊儿郎当，什么也不在乎。当时的部队全部借宿老乡的民房，每家都住进两个班。白天上山施工，晚上回来站岗，几乎每天一个轮回。为避免全村老乡饮水困难，洗脸、洗脚的水都得限量使用。寒冬腊月，他敢用冷水在露天中洗澡。叫他站岗，他说“关节炎痛球得很”。战备值班，棉衣棉裤都不准脱，他除了裤衩几乎全裸睡觉；但全连比赛，他射击、投弹、肩枪、托枪像模像样，一样也不比谁差。他参加了修筑公路、民房安置建设、农付业生产、部队的澡堂、服务社和连队的营房建设，但未能参加主体工程就离开了连队。我还没有退伍，听说他又第三次当了兵。

　　张胜良，这个极为普通的名字，没有几个人记住他，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如果真上战场，说不定还真是一块打仗的好钢。

四、三个老标兵

　　表演唱《三个老标兵》：“我们连队有三个老标兵”。“怎么，只有三个”？“不，多得很，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今天只说三个”。“哦，原来是这样……”。

　　苦战一个冬春，我们连队终于战胜困难，打通了北线最难的第一险关。其他连队，也相继完成了修路的任务。从不同方向往“夹皮沟”进发。南线的险关，则由借调的49师工兵连完成。他们的一位副连长，光荣地牺牲在了工地。

　　我所在的二排四班，同心协力，开动脑筋找窍门，创下了人均开凿石方9M3 的最高纪录.。因为完成任务出色，我们连队，受到指挥部嘉奖、评为“四好连队”。我们二排，评为“四好排”。 四班被评为 “四好班”。我个人也被评为“五好战士”，入伍不到半年，就被调任连部材料员；筑路工程完成后，四连负责几十户搬迁老乡的安置房建设。其他连队，进入崛井工程的先期准备。

　　1963年，时间过了两个冬春，四连才正式开进指挥部。指挥部，位于崇山峻岭的苗岭山区，群山环绕、怪石屹立、古树参天，几人合围的银杏树、大梨树、古松古柏、田边地角的花红、李子、民房炊烟，小桥溪水、沼泽地，虽然与世隔绝，却是一片难得的人间仙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亲切称他为“夹皮沟”。

　　四连归建后，所有部队相继到齐，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字六0三部队”。当时西南战势紧急，昆明军区的司令员，正是抗美援朝的战将、美帝国主义的老冤家——秦基伟将军。我们的特殊使命，也就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开始。

　　为了打破美帝、苏修的核讹诈、核威胁，我们必须建立西南前哨最隐蔽、最坚固、最安全的指挥系统和通讯系统。我们的一切行动， 必须绝对地保密。这里的山水草本，是不准随意乱动的。五连的司务长，乱砍一棵小树被留党察看一年。二连的杜英槐、朱元灿两位烈士，为扑灭山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四十九师师长张国华，在西藏林芝就有自己的宾馆。可是，想看自己的工兵连，只能由部队首长在远离工地的哨所陪他吃一顿便饭，与工兵连领导见面。可见当时，保密成度之严。

　　我们连的主要任务，首先还是修建营房。我们自己动手割茅草、舂土墙、搭茅屋，两次修建，几次搬迁。经过一系列艰苦磨练，同年入伍的战友，先后被提升为班长、副班长，上市、文书、材料员、卫生员，成为连队的主要骨干。崛井任务完成后，我们连队主要负责主体工程的支模、钢筋、混凝土浇铸等工程。创下了多项第一，连续多年评为“四好连队”。当时，我任一排二班（模工班）班长。

　　1964年，我国第一棵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用自己的热血、青春和生命，把一座座坚如磐石的大山，雕凿成举世无双的地下长城，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老连长代表部队出席了全军英模表彰会，参观了大庆油田、观看了“全军大比武”表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等党政军领导的接见。

　　四连是个英雄的集体，好人好事成出不穷，他不仅影响了一个部队，还影响了我和战友们的一生：炊事员冯帝仙，冒着零下几度的低温，从粪坑中救起猪崽，解开棉衣，放进自己的怀抱，把小猪救活。八班副班长罗章富，发高烧39.5度，带病工作不吭声，一次背回的茅草300多斤。六班赵纯林，发高烧养病不休息，把全连100多双水胶鞋和手套清洗干净，做了好事不留名……。表演唱《三个老标兵》，就是我的亲密战友，罗道全创作的，唱遍了整个部队。

　　后来，我把他移植到军区工程队，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唱遍了贵州的军营和山村。

1961年参军的部分战友，前排是部分连首长。

我们连队的部分战友聚会。

五、死神与我擦肩而过

　　当兵的人,时刻准备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宝贵生命。如果，阎王爷不打收条，说明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去做。

　　当时,我还在连部任“材料员”,刚修建的小茅屋还没有住热火。上级一声令下就“搬家”。修好的营房，全部让给了新来的机械连。全连二话没说，又重新割茅草、舂土墙，动手再建。

　　一个星期天，我和同年入伍的“卫生员”，用床铺当桌子，树桩做板凳，面对面都在写字。一棵碗口粗细、一米左右的“大梁”、不知啥时侯被虫子蛀坏，突然断了下来，砸在我们二人的中间，无论掉在谁的头上，都会要了幸命。

　　我们的“床铺”很窄，都是用树枝和藤条绑扎、支撑，用茅草垫铺、临时奏合的，战友们称之为“钢丝床”。看来还是命不该绝，后来他成了专家级、全省有名的大军医、贵州省军区门诊部主任。还连续给几任省、军级首长当过保健医生。现在，又成了我们的“健康顾问”。

　　他入伍之前就是“遵义医专”毕业，当过县医院医生。我的风湿关节炎，还是他当“卫生员”的时候，用银针给我治好的。

　　兄弟连队完成了艰巨的隧道挖掘任务后，我们四连就进入木模支撑、钢筋绑扎、混凝土浇铸……等紧张的主体被覆工程。我们一排二班负责木模施工，自然就走在全连的最前面。为了争分夺秒抡时间，我们从“北海”到“南海”……，昼夜加班不休息。“三天三夜”、“七天七夜”，连续作战不休息，那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天，我们全班正在支模，“咚！咚！咚！”一班长罗年德，从上面敲响模板叫我：“二班长，你看这组钢筋咋个走”？我和一班长处理完钢筋，走出不足两米，“轰隆”一声巨响。一方多乱石，不偏不离打在二人原来施工的地方。就这样，死神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当兵五年，年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体重也从84斤增加到120斤。完成了第一期主体工程，领导准备为我提干，要我当司务长（这是后来才听别人说的）。我又从二班调任炊事班长，后来经过体检，发现主要部件出了问题——左胸感染了“肺结核”。或许因为年轻，自己全然没有什么感觉，我也从来不把它当回事。退伍到了军区工程队，后来又去复查，医生诊断为“空洞型肺结核”。

　　结果，阎王爷还是不打收条，又让我当了队长、建筑工程师……。还逼我上“老年大学”，学了绘画、摄影、电脑基础知识。要不，今天就不可能和朋友们一起写博文、发图片、谈天地、论人生、吹牛、聊天。

　　人家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不完全相信这个。阎王爷，有时也爱开个玩笑,希望朋友们不必太过认真。人的一生，总是坎坷不平,不管逆境、顺境，凡事都得看开。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看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