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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纪念自卫还击作战胜利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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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抢救的伤员是谁

飘影


  我所在的重伤组,负责重伤员送下后第一紧急处理,也可以说是救治的最重要的第一个环节。当时医治原则是,谁接手的伤员谁负责到底,在急救帐篷里大家既作护士又作医生,经紧急处置后,再速转到其它帐篷治疗。

  那是越战临近结束的一天上午。我们在帐篷里忙活着,当我处理完一个伤员后,就到帐篷外想让人再抬进一个伤员来,但帐篷外遍地都是伤员,真不知先抬哪个好。我扫了一眼,从众多伤者中看到一个担架旁蹲着一个小战士,他不说话,用一种急迫的眼光看着我。我们知道在野战医院里,每一个伤者只要清醒、能睁开眼,都希望看到穿白大褂的,好像看到了白大褂,就有了生还的希望和精神安慰。此时,我稍犹豫一下,就指着那个小战士旁的担架说,把他抬进来吧。小战士立刻向我闪现了一个很感激的眼神,就和民工一起把担架上伤员抬进了帐篷,小战士在帐篷外对我说,我的首长就交给您啦,谢谢您!。这是在开战以来,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谢谢我的话。

  几个人快速将担架上的伤员抬上清创台,先脱掉他的所有衣服,脱不下来的就用剪子剪,然后查看伤口并进行清洗,同时有人负责检查他的个人物品,逐一登记入册。这期间,我给他先做上青霉素过敏试验,配好血型,迅速输上血和液体。这个伤员不仅有胸腹联合伤,还有头部擦伤。我按胸腹联合伤的处理方法,一步一步的操作着,这时就听到一个护工说:“姚护士你看。”我正忙着,看了她一眼说:“你说吧。”她就念起来:“我叫周XX,血型O型,无过敏史,是xx军xxx师的参谋,家住广州xxxxxx,父亲是周xx,家里电话:xxxxxx。”我一听就知道是个“特殊人物,”对她说,你把这个送给院领导。当我给周参谋插完给氧管时,他用那无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我意识到他还清醒有话要说,但他说不出话来。学医的都知道,人在垂危的时候,大脑第一个消失的是语言中枢,最后消失的是听神经,这时危重病人能听到别人讲话,但自已说不出来。我急忙低头对他说:“你现在是在我们38野战医院,你不会有事的,会好起来的,我会安排好你的治疗,你松开手,我还得给你做处理。”他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松开了手。这时我知道他没昏迷,就继续对他讲话,讲医院状况,讲他的伤情。不一会,院长来了,周参谋又一把抓住我的手,我向院长汇报了周参谋的情况,院长问了问伤情,我说病人需要赶快做手术。院长看到他能抓住我的手,就对周参谋说:“你没事的,我们会竭尽全力抢救你,她的技术很好,你放心吧”。院长走后,他好像平静了很多。但我所能做的就是止血、给氧、输血、输液(不停地加大液体和使用抗菌素)、导尿等。此时,我们做好了送病人到手术室的全部准备,在接手术室通知后,我“亲自”把周参谋送到手术室门口,对他说:“你放心好了,做完手术你就没事了,手术后再回到我这里。”看到他被抬进去,我长出了一口气,也伸了伸腰,回到帐篷继续做我的工作。

  几小时候后,这个周参谋被送回来了,一切都很平静、很正常,我忙着救治其他伤员还要照看着他。到了下半夜,他突然烦躁起来,体温也上升,腹部开始胀气,这一胀气伤口疼痛加重是肯定的了,血压也不稳定,这下我可真没辙了,大家也没了招数,我只好赶快给院里报告,请求快点后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就这么紧张地维持着治疗,说心里话,这时就靠周参谋他自己的身体抵抗能力了。

  第二天上午,前线总指挥部来电话要我院做好准备,决定用直升机送周参谋去武汉治疗。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高兴坏了,这可是我们院第一次用飞机后送伤员啊。于是,院里开始准备:南京军区的汽车团用一排一排的汽车把甘蔗压倒,我们用白布条在地上拉成大大的“+”字,给飞机作降落地标,这一阵子可把大家忙碌的不轻,一切就绪只等飞机来了。下午好不容易把直升机盼来了,可是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会,不知为什么却又飞走了,大家兴奋之余又失望了。过了没多久,直升机又飞回来了,在空中旋停着徐徐降落到地面。院里让我负责和武汉来的医护人员把周参谋抬上飞机,我一边走一边不停的对周参谋说:“这下就好了,咱们可以乘飞机去后方治疗了。”

  当我们抬着周参谋上直升机的一刻,一个战地记者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一瞬间。照片上的那个没戴军帽的李医生,见我们走得很吃力就跑来帮忙,结果把帽子吹跑了。战后这位记者找到了我,把这张照片送给我,并说“你们太不容易啦,保存好留个纪念吧”。

  紧张的战地抢救非常繁忙,抢救周参谋这个特殊伤员的事也就淡忘了。没想到战后的一天,突然有人叫我接电话,我很惊讶,那时别说是来电话了,就是有一封信来也能让人高兴半天。我跑步去了院部,拿起电话,就说你好,只听对方说“你是小姚护士吗?我是周xx,是周xx的父亲,你好啊!”我一听很激动地说:“首长好!周参谋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周xx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谢谢你的及时抢救和治疗,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你如果不嫌弃,就做我的女儿吧?”我被这么突然一问,感到是首长的客气话,张嘴就说:“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首长见我没有直接回答,就把他家里的电话和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了我,并嘱咐我去广州时一定到他家里坐坐、见见面。

  后来,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转业回地方,所以就没有答应首长要把我调到广州的好意,我1985年转业时住在军区一所,我还给首长的办公室打过电话,结果没人接,以后我就没再联系。

再后来听说周参谋长战后调到其他军区,继续任军区参谋长。
作为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想法。

  看到这张照片,就回想起这段记忆清晰的往事,在这里也讲给大家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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